作者简介

李重，男，1975年10月生，内蒙古哲盟实验中学毕业，1994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学院学习。   

    我的高中叫内蒙古哲盟实验中学。这是“学名”，实际上大家口耳相传的名字是“通辽五中”。但“五中”这个名字只在学校的历史资料里出现过，那代表着一段辉煌的业绩。据说在80年代的某一年的高考中，某个班的40几个学生只有两个落榜。从此，“五中”的名字便在当地确立了品牌地位。等我考入的时候，“五中”已是内蒙
古自治区的重点中学了。记得当时老师们常常用来鞭策我们的一句话就是：不仅要在班级内争第一，还要与赤峰一中争，还有包头二中，还有……
　　进入高中后不久就面临着定文理科的选择，于是学校举行了一次考试。事后证明这是我所经历的考试中最难的一次，显然出题者是故意加大了难度。实际上这次考试并没有给我选择文科提供什么参考。我坚信不管文科还是理科没有可以侥幸的余地，我也有信心学好任何一科。所以，最后的选择就是由兴趣决定了。出于兴趣的选择会使得学习变得主动而有效。我们当时的文科班里有的就是出于对理科的逃避而来的。显然后来的事实证明“逃难”来的学生学起文科来也并非更容易。的确文理科之间是有着某种我们所不知的相通之处的。
　　班主任姓刘，教政治。说话不紧不慢，喜欢用一些反问或设问句把道理说明白。比如“开班”第一天，刘班任问道：“现在谁是我们班的第一名呢?”于是把一个男生叫起来给全班认识。这种“树一个典型，带动一片”的治班策略很有效。我相信后来班级中的潜滋暗长的激烈的竞争氛围就是从那一刻开始的。
　　之后，我就作了一个计划，大致内容是：高中一年级拿到班级的第一名，二年级拿到全校的第一名，三年级也就是高考时拿到全盟的第一名。计划写在日记本中，写完后，总感觉有一件什么事还没有着落。于是，又第二次拿起笔，把眼前的学习计划和作息时间作了个大致的规划。这才算给自己有了个交代。现在想一想，这的确是一个自信得有些狂妄的举动。然而这是必要的。很多事情早一些作好心理准备就是一个优势。
　　后来的事情就多起来了。比如元旦自编自演联欢晚会，比如参加全校运动会，还有经久不息的发生在各种场合的辩论、私下的打赌、宿舍失火，等等。暂时我把每件事情概括为一个“名词”，还来不及一一详尽写出。正是所有这些形形色色的事情组在一起构成了我的高中生活。每当我回忆起来的时候，首先撞击我的思维恰恰是这些“业余时间”里发生的事情。我想这些事情与学习也有着我们无法确切知晓的联系吧。
　　至于我的计划当然是一步步随着时间的推进展开着。在高中第二个学期期末考试中，完成了计划的第一步。第二步的实现是在第三个学期。当时全年级包括4个理科班和3个文科班搞了一次统一试题的各科考试。物理一科还像锦标赛一样设了奖。
　　我因此得了一个大影集，是“特等奖”，还有一个特等奖被理科班的一个女生拿了。当时有一位学校的副书记，经常在我们上自习的时候，悄悄推开门，然后在讲台上站定，清清嗓音开始发表以激励我们学习劲头为主旨的演讲。当时实际的情况是，我们正埋头功课，突然听到教室前面响起了声音，才抬头望见一个高大清瘦的中年人。他善于在演讲中加入一些内容，使文科和理科学生之间被“挑拨”起一种奇妙的，本不可能的“竞争”。比如，他站在讲台上，对我们文科生说：“三班有个某某某，我看他学理有些可惜，文科这几门功课平时也不怎么看，但考出来的成绩在文科班也少有。”当然，据说，自从我得了那个“大影集”后，他在理科班的讲台上把这件事情绪化地描绘成了理科生的“遗憾”，甚至“耻辱”。他是我们众多的可爱又可敬的高中老师的一个缩影。
　　根据我的计划，第三年要拿到全盟的第一名。自治区中的盟相当于省建制中的区。这包括了几十所中学，然而要了解其他学校的详尽情况是不可能的。于是我就尽可能地分析自己成绩中的各项指标。找到可以提高的空间。这是一个以理想中的自己为目标的竞赛。于是，每次期中或期末成绩下来后的总结便变成了一种表格和数据分析的过程。常常是花一两天的时间用来分析，得出结论，而且乐此不疲。为此我还自造了很多指标和名词，比如反映是否“偏科”的“各科名次值总和”，反映高考科目成绩的“文科总分”，还有“文理科比率”、“单科升降值”等等，不一而足，翻开日记，触目即是，还有大片大片的表格。这个工作现在看起来有些小题大做的味道，但事实证明是很有效的。最关键的是能培养寻找问题，分析问题和自我规划的能力。
　　在高三的下学期，按常规，会有两次模拟考试。通过对第一次模拟考试成绩的分析发现，很多题作错不是因为不会作，而是因为思路偏差或马虎造成的。我便统计了一下，发现这种情况的丢分总共达到60多分。如果这种情况的丢分可以压缩一半，就能有30分的提高。再加上新知识的增加，就不止30分。因此我便为下次考试设定了至少提高30分的目标。 
　　然而，等第二次考试成绩一下来，我就傻了。不仅没有提高，反而总分下降了几十分。当时的心情非常不好，真正感到了一种失败和无能为力的感觉。但经过事后的“数据分析”发现，这个成绩并不说明自己的计划错了，也不说明自己的方法有问题，而是出在外因上：判卷的松紧上。后来从一些老师那里证实了我的结论，这两次
模拟考试在判分上有计划地作到“一张一弛”，以便“巧妙地”调整应试考生的心理状态。而我的“数据分析”却很快发现了这一情况，当时从分数的背后发现了自己对比第一次考试的进步，分数并不能说明最终的问题，我的计划是正确的，所以心情也立即好转起来。
　　最后的考试终于到来了，这是我高中3年里考得最轻松，而事后的总结分析最少的一次考试。考试伴随着窗外的雨声，显得很静谧。高考最终实现了我的计划的第三部分，同时取得了自治区第三名的成绩。
　　那是1994年的仲夏。考试的最后一天，传来了世界杯巴西点球击败意大利的消息。我正骑着一辆自行车在学校的操场上转圈，心里如同雨后刚刚放晴的天空一样，空荡荡的。告诉我世界杯最终结果的人还问了我一句话：“你报哪个大学?”“北大”，我答道。
　　为什么选择了北大?就因为我在高中中国近代史课本中见过这个名字。可以被写进历史的学校不多，该不会错，我想。于是，仅凭这淡淡的“一面之交”，我就果断地从头脑中为数不多的几个大学中挑出了北大。
　　到8月份的时候，学校收到了北大的“喜报”。给我们“训”过“话”的副书记便“怂恿”我和另外一名考上清华的学生一起给全校学生作了报告，对我说；“把经验谈得全面一些，不仅学习经验，还有做校学生会主席的工作经验……我看一定要把你们的经验留下来，要不就可惜了。”的确，他的演讲每次都很见效……
　　再后来的事情，就是我终于走进了北大校园。见到了未名湖。记得有一篇文章把未名湖比喻成海洋，我感觉很贴切，它太宽广了，让人感到无边无际。关于5年多来我对北大的感受将是这篇文章所无法容纳的，将来我会一点一点地记录下来。当然，我相信阅读别人的文字，不如来到北大，成为校园中步履匆忙的众多学子的一员，成为那湖中的一朵浪花；